《——【·前言·】——》
宋朝出过很多传奇人物，但像仇氏这样的女子，却难得一见。她嫁过三次，每次都生出个响当当的人物。第一个成了高僧，第二个成了新党官员，第三个是教坊名妓。这一家三出戏，戏里戏外都绕不开苏轼，两个儿子，一个是挚友，一个是仇敌。
三个丈夫，三段命，三种子女婚姻这件事，在古代女子身上，常常像赌。仇氏这一赌，就是三次。第一任丈夫姓林，是个读书人，仇氏当时不过十六，婚后没几年，便生了一个儿子，取名林觉。这个孩子后来出家，就是后来的佛印和尚。
婚姻没走多远。林家看不上仇氏的家境，说她出身草根，不配守祖坟香火。夫妻感情不合，林家便逼仇氏离婚。她被赶出门时，林觉才五岁。
展开剩余88%第二次婚姻，她嫁给一个名叫李永的低级官吏，生下了儿子李定。这桩婚事没比前一次体面多少，但日子倒算安稳。李定长到十五，被送进官学，靠自己努力考取功名，步入仕途。
过了几年，仇氏又改嫁。这一回，是个姓蔡的商人，年纪比她大许多。蔡家不缺钱，也不缺人丁，缺的是个能打理教坊买卖的女人。仇氏进门后，打理得井井有条，还生了个女儿蔡奴。这个女儿长大后成了东京教坊的花魁，连文人雅士都为她写词留墨。
三个孩子，仇氏不曾偏心，也无力安排。她识字不多，能做的，就是尽力把他们拉扯大。没人知道她是不是后悔过那些婚姻，她从不多言，只埋头过日子。
最早出名的是林觉。出家后法号“佛印”，二十出头已是金山寺住持，讲经说法，连皇帝都曾召见。他稳重寡言，跟他母亲仇氏来往不多，但每年中秋，总会托人送些布匹和香料回家。
李定则走上仕途，在王安石新法推行期间受重用，步步高升。人精，有手腕，外表温和，内心精明。仇氏去世那年，李定已是正三品官，居中枢任要职，坐镇御史台，风头正劲。
蔡奴最晚出名，出的是名声，不是官名。她的故事太多，连苏轼都在诗里提到过。那些文人墨客常拿她比花、比月、比江南的水，但没人知道她的母亲是个曾被林家逐出的女子。
仇氏死时，没留什么遗嘱，也没人记得她的坟在何处。她一生娶了三回，三家人送丧也分了三拨。佛印送的是袈裟香火，李定请了大官念经，蔡奴则在教坊设了一桌酒席，唱了一夜《踏歌辞》。
一个是苏轼好友，一个是苏轼对头佛印和苏轼的缘分，说不清算谁沾了谁的光。两人第一次见面，是在庐山，佛印三十出头，已是名僧。苏轼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，心境烦乱，游山时路过金山寺，见了这位僧人，随口出了一联。
佛印对得不紧不慢，语气平静，却让苏轼顿时收起轻狂。那一回，苏轼吃了个小教训，但心服口服。两人就此结交，互称“东坡”、“佛印”，时常以诗文相互调侃。
佛印不问政事，不写公文，只谈佛理，说禅机。苏轼被贬，被贬再起，人生起落中始终与佛印保持通信。有人说，他一生最信任的朋友，不是官场中人，而是这位佛僧。
两人关系被传得有点传奇，甚至有人写他们“共游共居”，纯属附会。事实是，他们的书信中常带禅意，也常藏机锋。佛印不反对苏轼写诗，也不因他风流而避之。苏轼也常说：“我作诗如泡茶，佛印看如喝水。”
李定就没那么幸运了。他在苏轼一生中，是“乌台诗案”中的重要推手。苏轼因诗被控“讽刺朝政”，几乎性命不保，幕后首荐弹劾者，就是李定。
李定在王安石变法中逐渐崭露头角，和吕惠卿、章惇等人合称“新法中坚”。他精于律令，手段冷静，曾主掌御史台，专事纠察。
乌台诗案发生时，李定密奏苏轼多次，以“非议政事”“讽君不忠”立案。在一系列文书背后，他的手笔清晰，语气简练，处处拿苏轼旧作挑错，列罪。
苏轼流放黄州三年，期间几度绝望。外人多归咎于章惇、王安石，其实推动此案至高潮的，正是李定。讽刺的是，李定与佛印是同母异父兄弟，一个为苏轼递茶，一个为苏轼写奏折。
苏轼晚年虽复官重用，李定却早已在政坛消声。变法失败，新党失势，李定也随风而去。有人说苏轼曾写诗暗讽他，有人说佛印曾劝苏轼释怨，不可考。
佛印不在乎李定的仕途，李定也从不提佛印的名号。同母兄弟，一个出家，一个从政，一个无欲，一个有求，活成了两种极端。
两人唯一的交集，就是那个母亲仇氏。可惜她早逝，再不能听两个儿子唇枪舌剑，也不能亲眼看到他们一个登坛讲佛，一个列名官籍。
一个教坊名妓，搅动半个东京这故事要完整，少不了蔡奴。相比两个兄长一个做高僧一个做御史，她出场方式要特别得多。
蔡奴出身第三段婚姻，是仇氏最小的孩子。父亲姓蔡，是个经营教坊生意的商人。蔡家虽无功名，但在东京混得风生水起，养得起唱班，也拉得动文人。
蔡奴自小就学音律、练舞步，十六岁时名动教坊司。有人说她姿色绝伦，也有人说她唱腔动人。到底哪样出众说不准，反正能让苏轼、黄庭坚这些人争相题诗，不是凡人。
她不姓苏、不姓李，偏偏成了这两家人纠缠之外的另一支笔墨。很多文人说她是“佳人多命薄”，有人拿她和红拂女相比，有人干脆把她写进戏曲里。
她没有诗，也不写信，只会唱和跳。苏轼写《蝶恋花》，黄庭坚写《水调歌头》，曲子一出口，蔡奴唱三遍，曲尽人散。
有人传她和苏轼关系匪浅，甚至“入东坡书斋”。这种话说着热闹，证据却无从查起。苏轼的诗里确有“蔡奴巧笑动京城”之句，听着像调情，其实更像感慨。
她不同于一般女子，也不在意自己的身份。身在教坊，不指望嫁人，不求名分，也不怕毁誉。她靠一张嘴和一双手，把自己唱进了史书，算是一种另类的成就。
蔡奴后来并未成为苏轼红颜，也没嫁进官家。她在教坊司唱了十年，三十岁那年忽然隐退。没人知道她去哪儿，有人说她跟一位归隐文士私奔，也有人说她去了南方另开教坊。
仇氏的三个孩子里，她名气不输两个哥哥，只是走的路不一样。一个向佛，一个入仕，一个入市。别人家兄弟姐妹争家产，他们家是争话题。
蔡奴不在乎这场竞争。她不爱宫廷，不想做诗，也不拜佛。她只想唱歌。至于苏轼，她知道这人有情有义，但她从未把自己当成“红颜知己”。
母亲之名，终究埋在风里仇氏没留下一幅像，更别说画像或碑文。后人要找她的痕迹，只能翻儿子们的书信、诗文、史料边角。没有墓志，没有族谱，连生卒年月都说不准。
佛印没提过她。一个出家人，不念亲缘，只谈众生。他的法语里有对母恩的宽慰，却没有一字写仇氏的名。
李定更不提她。他从政之初便换过族名，曾删改生母一栏，用“嫡母”填补。他或许觉得出身草根影响仕途，或许只是单纯想划清界限。
蔡奴没机会说。教坊女子身份特殊，能登诗文已属罕见，写母亲更属奢望。她在舞台上唱别人家的故事，从未唱过仇氏这一段。
这位三嫁女子的人生，被三个孩子拆得四分五裂。她的名字，没有进寺庙，也没有进御史台，更没登上教坊墙壁。她像是三条大河交汇口里的一块小石，被水流推着，悄然滑入泥底。
后人记得佛印，说他通禅义；记得李定，说他酷吏有权术；记得蔡奴，说她舞动京华。但说起仇氏，都只说：那个生了三个名人的女人。
一个女人，不因自己被记住，而因儿子成名才浮现。她在历史上只剩一个“曾经”，连“母亲”两个字，都像是借来的标签。
仇氏死后没人为她立碑。佛印立的是禅塔，李定修的是官宅，蔡奴设的是香案台。三种方式，三种追悼，全都不完整。
世人都说她“命硬”，能三嫁三育三名人。其实她的命不是硬，是熬。熬过被休、熬过改嫁、熬过冷眼、熬过孤身抚子。
她若活在今天，怕是会被媒体称作“话题女性”，被网民议论家事，被节目邀做嘉宾。但她不是今天的人，她是宋人，一个没人替她说话的宋人。
母亲这个词，在她身上成了标签，不是称呼。她不是圣母，不是贤妇，不是烈女，只是一个平凡女子，凭本事养大三个孩子，各走一条路，各成一段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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